第37章 突厥和蒙古征服的影响（10001500年）(2)
总之，我们可以说，苏菲教派成功地把从希腊继承而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与从阿拉伯和波斯贵族继承而来的上流社会传统，和从穆罕默德继承而来的宗教传统，融合成单一的、比阿巴斯王朝时期达到的更紧密整体。{本书首发站}（小说网ianjieme）当人们加上以下这个事实：苏菲派传教者把伊斯兰教引入比阿巴斯帝国版图大两倍多的地区，这个运动的广泛和成功就可见一斑，即使那些认为神秘主义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美术
苏菲派运动导致令人印象深刻的、穆斯林独特风格建筑和绘画的兴起。在穆斯林中，建筑一直比绘画更重要，因为宗教本身需要修建清真寺和其他公共建筑。但是由于直到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伊斯兰教生活中心都一直人口稠密，建筑历史的详细情况常常不确切。建筑物一直被翻修和改建，有时旧废墟就埋藏在建筑物下，而它们不能由考古学家的铁锹挖掘。但是，在仔细研究已经确定了时间和风格顺序的地方例如在开罗那么建筑规模、豪华程度、技巧，细节、以及总体建筑艺术的成功之处等，都随着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五个世纪而越来越准确。伊斯兰教建筑师不再像倭马亚王朝早期那样依赖希腊或波斯模式，而是开创了自己的风格，“阿拉伯式”线条装饰在这种风格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虔诚的穆斯林一直鄙弃绘画艺术，因为人体形象描绘将导致偶像崇拜。但是，波斯兴起了一个细密画派，他们的缩微画通常用于装饰伟大的波斯语诗人手稿。鲜艳的颜色、微小的细节和优美的线条装饰等风格等，都使这些绘画跻身于世界上最复杂和完美的作品之列。其中最好的绘画作品（都是佚名的）是14001600年宫廷画坊创作的。其他艺术如地毯编织也达到了精美水平，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被奢华所包围，这种奢华让第一次遇到它的粗鲁的欧洲入侵者目瞪口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印度印度教的变化
穆斯林征服印度对印度教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当然，征服者固然没有过分地扭曲印度社会制度而适应了它，变成了另一个种姓，就像更早的征服者一样。但是由于伊斯兰教是一种普遍而传播性很强的宗教，所以它有组织地抵制印度的种姓制度。穆斯林的教义认为，任何人在全知全能的真主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真主眼里又都是宝贵的。所以四处流动、宣扬伊斯兰教的苏菲派圣人在吸引城市低级种姓印度人皈依穆罕默德的宗教方面大获成功就毫不奇怪了。在印度社会边缘地区，特别是在孟加拉东部，印度文明的新来者都更喜欢强调平等的伊斯兰教，而不是把他们置于种姓制度底层的印度教。此外，穆斯林为了反对传统印度教神而攻击偶像崇拜的要求不容易得到满足，虽然精妙的哲学体系能够解释和证明印度古老崇拜活动的多样性。
所以印度的伊斯兰教团体最终还是被分裂为人数较少的统治者、武士和地主其中许多人出身于突厥，但接受了波斯文化和人数众多的穷人、当地各个卑贱的民族，这些当地民族必然带着自身的许多文化传统接受伊斯兰教。所以，印度的伊斯兰教与中东说阿拉伯语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差异很大。
在穆斯林统治下，印度教本身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首先，穆斯林入侵者抢掠了神庙，围绕这些神庙开始明确规定印度教的崇拜活动。穆斯林统治者通常拒绝允许偶像崇拜的建筑被重修。因此，只在印度南部，印度教神庙幸存下来了，保留了它们在印度大地上曾经达到的华丽和精致。由于从神庙中驱赶出来了。所以印度教的宗教仪式带有更公共和大众的特点，常常在公共广场举行，或者组织游行，穿越城市的街道和乡村。自称能够与湿婆神、毗湿奴神或印度教其他神心醉神迷的交流的圣人变成印度教的关键形象。由于印度教圣人像苏菲派神秘主义者那样真切地看见了神，所以在印度大地上，伊斯兰教并不必比印度教享有更多的感情优势。因此，总体说来，只有印度社会的边缘地区才被伊斯兰教所吸引。
第二，少数人发现，伊斯兰教的知识挑战来势迅猛，仅仅通过附属于印度教神和仪式的温暖感情力量，根本无法应对。敢于冒险的思想家企图调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剔除每种宗教中他们觉得虚假的教义，保留互相敌对的两种宗教里曾经被虚假的增加所掩盖的共同真理的内核。这种宗教改革家中最著名的是卡比尔（卒于1518年）。那纳克可能是卡比尔的学生，在类似的融合和“纯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传统的基础上，卡比尔创立了锡克教。
第三，曾经热情地当作笈多时代印度教外衣的梵文基本上被抛弃了。方言印地语和其他语言开始被用于各种宗教目的。梵文衰落成少数学者掌握的稀有语言；而大众的印度教几乎丧失了古代梵文基础。
从总体上看，这些变化使印度教更贴近大众，但也切断了宫廷与祭司之间的合作。这肯定有助于印度教的复兴。但它也使印度文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所有更昂贵的和官方的文化领域都变成了穆斯林的。从建筑角度看，印度变成了伊斯兰教世界的一个省，仅此而已。没有王公贵族的资助，印度文学再也不能发展出堪与圣歌和其他宗教文献匹敌的世俗文学，结果宗教文献在印度历史中占据支配（也许不成比例的）地位。
东正教
拉丁（罗马天主教的）世界与希腊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在1054年达到了正式而永久的程度，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互相漫骂和开除教籍，由此引起的教会分裂持续到今天。争吵的原因是围绕“使徒信条”措辞的差异；但是基督教世界两部分之间的根本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当西欧开始兴起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文明、而希腊东正教没有真正分享这种文明时，这种差异进一步扩大了。当拉丁西方财富、权力、文化、自信心增长时，东方基督教世界就变成了拉丁世界扩张活力的牺牲品。
东正教世界将小亚细亚和南丢失给突厥入侵者的事实前文已经注意到（见第241页）。这种两头分开的进攻与西欧发起的类似双重进攻同时发生。意大利商人从海上来；诺曼武士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南部意大利（到1071年）和西西里（到1091年），然后渡过亚德里亚海，从陆地向君士坦丁堡进攻。通过把强大的“法兰克人”引向“圣地”，削弱了威胁拜占庭危险的敌人突厥人的力量，拜占庭的外交政策就这样化解了来自西方的第一次进攻。其结果是1096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是后来，希腊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于1204年到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利凡特拉丁帝国。
在东正教徒看来，穆斯林突厥人比拉丁基督徒更好些。在损害东正教永恒真理的情况下，拉丁人还强迫东征教徒接受他们的基督教教义。相反，无论以什么理由，穆斯林随时允许基督徒继续举行他们习惯的宗教仪式。此外，教会的神学家正式把伊斯兰教列为基督教的异端，因此，从神学上看，穆斯林的错误真的不比拉丁教会的分裂更糟糕。此外，奥斯曼突厥人第一次出现于巴尔干半岛时，与先前的基督教徒比，他们的税收的确不太沉重。的确，突厥人遵守“神圣法律”，给予基督教臣民更大的地方自治，这是他们可能在任何基督教统治者统治下都可以享受到的。因此，如果而且当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东正教徒每次都偏向于选择突厥穆斯林，而反对拉丁基督徒。当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突厥人之手时，他们的选择才告结束。几乎相同的因素也适用于更北边的俄罗斯森林地区，那里的统治者，如亚历山大热维斯基（卒于1263年）就英勇地抵抗了拉丁人的征服，但后来服服帖帖地臣服蒙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