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蛮族入侵和农耕文明的应对，公元200600年(1)
当印度的狂热宗教信仰和宫廷文化在南亚和东亚赢得皈依者时，在北部欧亚大陆的草原蛮族与农耕世界的边界，武士和军队冲突的刺耳厮杀声不绝如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农耕防御者都被正在推进的蛮族所打败而退避，但是在这条漫长边界线的中部，伊朗抵住了草原民族的进攻。中国则证明了自己历经三个多世纪分裂和混乱之后、吸纳入侵者和重建统一帝国（公元589年）的能力。相反，罗马帝国再也没有从公元378511年蛮族大入侵中恢复过来。但是这种梦想一直持续着。例如，在西欧，最后一位“罗马”皇帝于1806年宣布退位，而采用了更准确的头衔“奥地利皇帝”。在巴尔干半岛，讲希腊语的罗马皇帝从君士坦丁的“新罗马”连续统治到1204年。公元565年后，这些罗马皇帝一般被称为“拜占庭的”，但是他们都自称“罗马人的”，最后一位拥有这个称号的皇帝到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为止。
伊朗人遭遇了更惊险的命运。经过漫长而成功抵御草原蛮族和一系列艰苦但不重要的反对君士坦丁堡的罗马人的战争后，萨珊波斯帝国在南部的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就已经瓦解了。征服者是新皈依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信仰的穆斯林，这种信仰赋予他们理论武器的效果不亚于他们的（非常普通的）骑兵、弓箭和弯刀。但是在穆斯林世界显示文化统一之前，伊朗人抵御草原民族和更文明开化的邻居所取得的军事成功，迫使或诱使西边的罗马人和东边中亚绿洲上的居民，在向西方史学家习惯称为“中世纪”演变的过程中，从他们那里借鉴了许多东西。
因此，公元200600年间，农耕世界北部地区受到两股不同力量的影响：在大门口持续不断地袭击的草原蛮族，另一股与之抗衡的力量就是如何组织有效抵御蛮族进攻的伊朗例子。稍微仔细地考察这些事件的过程将表明，这块跷跷板如何在农耕世界被暴露的边界上发挥作用的。
匈奴人和西部草原
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可以比作漏洞百出的瓶子中的气体分子。任何一个点上的压力都会迅速传遍整个系统。任何从传统草场上迁徙出来的游牧民族集团，要么被毁灭，要么用武力迅速夺取邻居的草场。因此，在几个季节里，草场权利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从草原的一端传播到另一端，一个民族挤压另一个，直到最弱小或组织最不紧密的集团灭亡，或逃入草原北部和西部荒凉的森林地区，或突破南部农耕世界的防御，并且还可能成为农业人口的主人。
我们已经看到公元前200年前夕匈奴部落联盟的兴起如何引起新一轮民族迁徙浪潮（前文，第171页）。公元350年后不久，同样的部落联盟在外蒙古地区再次形成。中国称之为“柔然”。在它的鼎盛时期，这个战争联盟的势力从满洲里延伸到巴尔喀什湖。随着柔然势力向草原西部一路扩张，草原各部落和民族闻风而逃。
其中一个集团在欧洲历史上被称为“匈奴人”。他们于公元372年出现在南俄，很快打败统治该地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东哥特人。由于害怕匈奴人，东哥特人说服西哥特人一起进入罗马边境，寻求避难，这些浪游的武士依靠乡村生活，与罗马当局或争斗或结盟。公元410年攻陷罗马城后，西哥特人向西迁徙到西班牙，建立了一个王国，该王国持续到公元711年。几个依靠抢掠为生的日耳曼部落追随西哥特人；其他日耳曼部落则臣服强大的匈奴人。
匈奴人在匈牙利平原建立了大本营，他们从那里向南到达巴尔干半岛劫掠，向西到意大利和高卢地区劫掠。但是公元453年，他们的最后一位伟大的战争首领阿提拉病亡，匈奴部落联盟以超过兴起的速度解体了。互相敌对的首领之间的斗争，以及被征服民族的叛乱，几乎一夜之间就毁灭了一度领土广袤的匈奴帝国。
匈奴帝国的推翻并没有给西欧带来任何秩序。一些曾经臣服匈奴的日耳曼部落向南、向西逃入罗马的领土，在北非（汪达尔）、高卢（勃艮第）和意大利（东哥特）建立了一批新王国。与此同时，日耳曼人向不列颠和莱茵兰地区进行了不同且持久的推进。日耳曼语各部落的农民占据了这些新的肥沃土地，此前罗马（主要是凯尔特人）曾经稀疏地占据这些地区。这次农业定居是持久的，漫游的日耳曼语武士在这里建立了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存在时间比较短暂，类似于中国北方和伊朗东部的蛮族政权。
东部草原各民族
匈奴人的突然出现而在西欧引发的民族迁徙和政治变化，堪与几乎同时出现在伊朗东部的鞑靼人（有时被称为“鞑靼匈奴人”或“白匈奴人”）引起的动荡相比。从这个基地出发，鞑靼人劫掠了印度西北部，最终建立了一个掠夺性的帝国，像以前贵霜帝国那样，横跨山区。鞑靼人带给印度的混乱使笈多时代和王朝走到了终点。但是不能像匈奴人在欧洲那样，入侵者在没能在马匹和弓箭所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公元549年，鞑靼人在印度的势力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几乎与此同时，山区北部的游牧部落也最终灭亡了（公元554年）。
这些蛮族国家的根本弱点是相同的。他们的统治者都力图做两件不相容的事情。一方面，通过从新臣民那里榨取劳役和实物，他们力图享受文明生活的奢侈事物。一方面，获胜的部落首领及其随从想保持他们好战的传统方式和态度。另和愉悦。但是征服者越变得文明开化，部落与战争联系的传统就越少。在一、两代人时间里，安逸的生活和恶习逐渐瓦解了蛮族人的活力和好战的效力。
农耕民族通常厌恶蛮族主人。只要有机遇，他们就倾向于欢迎宣称忠于传统和理想的新解放者。在打退蛮族入侵浪潮方面，中国和波斯用这种方法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公元552年，中队联合突厥人打败了柔然联盟，但是突厥人很快就建立了一个与柔然联盟一样强大的草原帝国。但是公元572年，新帝国统治家族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导致突厥联盟分裂为东、西两支，互相妒忌，并且各自都被内部争夺所削弱。
随着来自草原的威胁和压力的减少，中国的一个新王朝隋朝扫平了中国北方各蛮族国家，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中国对周边蛮族的军事和文化优势被迅速地恢复了。
几乎以同样的节奏，这种事件在伊朗东部边境出现。公元554年，萨珊王朝的波斯君主联合突厥人推翻了鞑靼人的帝国。572年开始的东、西突厥内部斗争使萨珊王朝把波斯帝国的边界再次推进到阿姆河，因此，把东部边界与伊朗其他地区重新统一起来了。
罗马帝国的衰落
然而，罗马人并没有如此取得成功。在第一次漫长而残酷的内战和外族入侵的危机（235284年）中，罗马帝国政府已经变成了裸的军事主义。这样的政权不得人心，因为官吏都以暴力或专横的方式行事。此外，士兵的意志反复无常。通常，通过士兵叛乱窃据最高权力的将军可能发现，自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罢免，如果有什么原因的话，那么就是因为他不能取悦把他扶上权力宝座的士兵。“经过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有名无实的官员选举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裸的军人篡权的形式上批准而已。
皇帝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对罗马政府进行了两个重要改革。他在拜占庭建立了一座新都城，并把它命名为“君士坦丁堡”；他宣布基督教为受到优待的国教。新都城地理位置优越，既利于贸易，又利于防御，因为它比较容易从遥远的黑海和爱琴海沿岸获得物资供应。罗马（经常被称为“拜占庭”）帝国政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持续存在到1204年。
从君士坦丁时期起，基督教也给予罗马政府重大支持。大多数基督教主教都急切地想与皇帝合作，认为君士坦丁及其后继者都是被上帝选择出来统治帝国的。这是一种能够真正为裸军事独裁披上合法外衣的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观念。皇帝提奥多修（卒于395年）通过禁止所有其他宗教信仰，而把王位与祭坛的联合推向了终极结果，因此，使罗马正式基督教化。
但是这种奉献引起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基督教徒对教义的理解互不相同。在一个神学理论问题变成大众集会叫喊的时代，各种反对宪政当局的不满因素迅速地积聚起来，士兵出身的皇帝和世俗政治意识强烈的主教都觉得难以解决教义争端。
西欧大多数日耳曼王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日耳曼国王都接受了一种不同的、被称为“阿里乌斯派”的基督教。这使他们在大多数罗马臣民眼里是邪恶的异端。所以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有充足的理由期待，如果他能打败日耳曼各个国王的军事力量，那么他就能够使当地大多数人站在自己一边。为此，他在西地中海发动了一系列战役，希冀重建罗马帝国的统一。他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他死后不久，当新的入侵者进犯罗马边界时，他在北非、西班牙和意大利所占领的土地都被迫放弃了。
中国和伊朗对蛮族的回应
中国、伊朗和罗马在6世纪重建国家统一和安全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他们应对的蛮族挑战提供了一个政治和军事组织制度的充分标准。
中国拥有传统的帝国组织制度优势，它们形成于汉朝，以处理匈奴带来的蛮族威胁。所以隋朝皇帝及其后继者唐朝（618907年）皇帝都能够忠实地遵循古代帝国的先例，重建一条有效防御突厥联盟的边界。外交、贡金、汉族军官控制戍边的蛮族雇佣兵等方法全部派上用场。重建防御体系之后，隋朝组建了高效但残酷无情的官僚制度，它的最大功绩是完成了连接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大运河。这条运河很快就变成了中华帝国经济的大动脉。富庶的南方产品能够通过运河输往北方的帝国都城，都城的官员和士兵一直消费由此不断扩大的物资供应。“大运河”正如这条水路后来的名称一样贯通后，帝国的首都才能紧密地控制长江流域、更大规模地调集物资。所以，被重组的中华帝国比汉朝更加强大，能够为战争或和平事业征调更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在重新统一的中国有组织的帝国力量面前，蛮族入侵很快便变得不可怕了。
伊朗人面临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与中国不同，它没有可以轻易获得的新资源用于加强帝国的中央权力。当然，重装骑兵技术是非常熟悉的。但困难在于建立一套社会制度，在边境附近地区维持足够数量的全副武装和训练有素的骑兵，有效而持久地抵御草原民族的侵袭。帕提亚君主曾经允许（也许鼓励）地主军事阶级的发展，这些地主能够变成重装骑兵，随时准备应付敌情，保卫自己的土地不遭破坏。但是帕提亚君主通常不能对伊朗贵族行使任何有效的中央权力。帕提亚政府似乎偏袒为他们提供物资和现金的城镇。但是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没有为国王提供足够的现金，以便国王能够供养一支强大的常备重装骑兵，威慑他的强大臣民。因此，抵御草原侵袭的有效边防的代价一直是经常发生地方叛乱和不服从指挥，这削弱了帕提亚中央政权的权威。
萨珊帝国
226年，这种叛乱者之一阿尔达希尔（Ardashir）完全取代了帕提亚政权。阿尔达希尔所属的萨珊家族从此占据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王位，直到651年。萨珊国王的权力在这几个世纪里多次出现重大危机，而且并非所有的国王都实行相同的政策。但是阿尔达希尔（226240年在位）奠定的原则从长期放弃。因为这位萨珊国家创立者的权力主要依赖伊朗贵族。他培养波斯帝国的传统意识，特别是支持经过改革的琐罗亚斯德教，并得到后者的支持。诉求波斯帝国的伟大历史和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具有说服大多数乡村贵族支持萨珊君主的作用，至少在危机时刻。中央权力因而保持了活力，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强大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