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希腊化文明的传播公元前500公元200年t(2)
罗马的兴起导致罗马与北非的帝国城邦迦太基之间的冲突。{本书首发站}（小说网ianjieme）希腊人与迦太基人互相争夺了几个世纪的西西里是双方争夺的第一个目标。在能够打败迦太基之前，罗马不得不建造舰队，第一次变成一个海上强国。到公元前241年，迦太基人被驱赶出西西里。该岛屿变成第一个由罗马特命行政官员或总督治理的行省，每年向罗马交纳税收。
公元前218201年，罗马面临第二个但更严峻的考验来临，迦太基杰出的将领汉尼拔从西班牙率领一支军队长途跋涉到达意大利。罗马力图击败汉尼拔，但是都失败了。在坎尼遭受严重失败（公元前216年）后，罗马人决定避战，但是保留了军队在战场，以便阻止汉尼拔的行动。迦太基人曾经期望被臣服的意大利城市和民族发动反对罗马统治的叛乱。的确少数城市欢迎汉尼拔，把他当作解放者，但是大多数罗马臣民和意大利同盟者都更喜欢罗马主人而不是迦太基主人。因此，虽然汉尼拔在意大利停留12年中从战场上遭到失败，但是最终被迫撤退，因为通过煽动北非土著发动反对迦太基主人的叛乱，罗马的机动军队开始向汉尼拔发动反攻。在北非的扎马，罗马人及其盟友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公元前202年）。他们迫使迦太基接受屈辱性的和平，西班牙从迦太基转入罗马统治之下。从此，罗马人在西地中海再也没有对手了。
长期的战争给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构成罗马军事力量骨干的小农遭受了特别沉重的打击。因此，罗马城邦宪政发展改变了方向。直到与迦太基的战争为止，罗马政府由两个不同的民众大会选举出来的执政官掌权，而第三个民众大会则通过法律。这种模糊的制度被元老院统一起来，元老院是给予官员真正连续行动的机构。国家的所有重大事务，执政官都必须与元老院协商，而且很少违背元老们的建议。旧贵族家族控制了元老院，但是通过选举而当选为重要行政官员的“新人”也可以进入元老院。这在汉尼拔战争之前为平民（拉丁语：普勒布斯）提高了政治重要性。
这场战争改变了罗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汉尼拔战争初期，平民领袖经常遭到失败，罗马是被出身旧贵族家族的将军所挽救。这就导致对平民领袖的不信任。当小农在战争之后也离开土地时，平民出身的政客也失去了政治支持。而将军开始成为最重要的政治领袖集团。他们的权力依靠部下不断增长的个人忠诚。但是元老院暂时仍然掌握着重大权力，因为只有得到元老院的批准，执政官才能被任命为将军（拉丁语：英佩拉多），拥有合法调集军队和进行战争的权利。政治生涯最终依赖取得元老院好感、以便取得军事指挥权的能力，其次就是收买士兵，以便强迫执政官和国内的元老们为己所用，以便提高将军的政治生命力。军队指挥官、士兵、元老院也常常都认为，把军队布置在远离国内忙于战事是件好事。因此，罗马开始经常发动战争，而且很少有理由，更多地是因为国内的困难，而不是因为来自国外的危险。
共和国的解体
陷入东方的战争接踵而至；但是半个世纪里，元老们放弃了对东地中海希腊化世界的直接政治控制，当马其顿（已经在战场上被打败过3次）被划归罗马的一个行省，希腊最后一次被外国征服者“解放”时，这种政策于公元前146年放弃。罗马总督、士兵和税吏很快就熟悉了希腊化世界的精致和奢侈。随着抢掠而得的新财富，新的风尚也来到了罗马。与此同时，罗马社会贫富之间发生了灾难性的悬殊变化，这类似于3个世纪前伯罗奔尼撒战争带给希腊的危机。
指挥着越来越多职业化士兵的将领之间的内战加快了军事独裁降临罗马国家的步伐。高卢的征服者、罗马下层阶级的领袖朱利乌斯恺撒恺撒（卒于公元前44年）是第一个短暂地攫取并掌握了越过法律的权力的人。他改组罗马政府的意图招致了元老们激烈反对。他们认为他是君主和篡位者，因此，把他刺杀在元老院的楼梯上。但是他们为了恢复共和国的行为只是将罗马世界推进了另一轮内战，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从内战中脱颖而出（公元前30年）。
由于赢得了地中海无可争议的主权，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7年开始借用政敌的口号，宣称已经“恢复了共和国”。他的确恢复了共和国的形式，甚至把一些行省的管理权交给元老院。但是奥古斯都小心翼翼地把军事指挥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有效地幕后控制选举，限制元老院的咨议权。但是共和国政府形式没有被完全放弃，不过仅仅是因为皇帝（来自拉丁语“英佩拉多”）力图避免伤害元老院的感情。
共和主义者的托辞使国家权力从一个皇帝转移到另一个皇帝变得非常尴尬。世袭原则是对共和理论的践踏，因为共和理论坚持自由选举政治领袖。但是，在位皇帝指定继承人的习惯通常运行良好，因为所有的人都害怕爆发内战。因此，奥古斯都胜利后的200多年里，罗马世界内部保持了和平，除了一个灾难性的年头（公元69年），不同军队的士兵提出了3个皇位继承人，并在帝国腹地发生了皇位继承争夺战争。边境战争持续进行，例如，奥古斯都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和多瑙河；皇帝克劳迪乌斯（公元4154年在位）开始征服不列颠；Domitian（公元8196年在位）占领了上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日耳曼人的土地；Trajan（公元98117年在位）征服了达契亚（现代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两次激烈叛乱也使罗马军队前往镇压（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对东方帕提亚的大小战争、对北方日耳曼人的战争，都使罗马军队避免了懒惰。但是这些战争对罗马帝国内部影响很小，帝国内部普遍享受着空前绝后的和平和稳定。
罗马帝国的希腊文化
在漫长的和平时期，罗马帝国经历了大量希腊文明西移到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过程。的确，拉丁语而不是希腊语成为这些地区普遍使用的语言，所以正是披上拉丁语外衣的希腊化文化扎根于西方各行省之中。雕塑家学会了同时代的希腊化雕塑的各种技巧，但是罗马强调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这赋予罗马雕塑自身的特点。同样，在文学方面，卢克莱修（卒于公元前55年）、西塞罗（卒于公元前43年）、维吉尔（卒于公元前19年）只列举最杰出的把拉丁语发展成为一种能够表现希腊哲学、修辞学和诗学的语言。但是拉丁语从成希腊语。因此，拉丁文学和思想一直保持了独特的风格，即使当它们忠实地模仿希腊或受到希腊样板的启发时。
在帝国行政管理机构内部，帝国的各个行省被组织成一系列城邦，每个行省都拥有当地的公共组织制度、建筑和政府程序，这些曾经构成希腊和早期罗马生活存在的基础。在长期罗马和平中，行省城市权力多被当地地主所控制。他们在文明精致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农民不仅耕种土地，而且向地主交纳租税。高雅风度和一定程度的自夸及文化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有相对少数的人了解或创造伟大的地中海世界高水平的希腊罗马文化，这些文化受到少数人的喜爱，他们的安全依赖于守卫边境、服从遥远甚至从过的皇帝命令的士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平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确令人吃惊，非军事化的地主阶级的社会特权地位没有遭到挑战，直到公元193年，内战和蛮族入侵开始给帝国带来严重威胁。
起初，罗马帝国统治使大多数地方制度保留下来了。但是，从程度上看，跨越旧管辖边界的商业区更加重要，管理这种事务的新法律制度就变得必要了。罗马行政官员在使法律原则精细化方面起了带头作用，这些法律原则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当皇帝卡拉卡拉企图向更多的人民征税时，他宣布每个自由人都必须算作罗马公民（公元212年），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罗马法变成帝国境内普遍适用的法律。
这套法律制度的中心概念是人类关系必须由契约加以约束，这种契约自由地订立，在法庭上具有法律效力。第二个基本观念是任何形式的财产必须有唯一的、明确的所有者，他拥有订立这种契约处理这些财产的全权。这显然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且是为了一个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波动取决于他所订立的契约的社会而制定的。第三个原则宣称，政治权威可以任意地制定新法律。这意味着整个法律体系能够随着时间持续发展，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
罗马法的效率和灵活性的确有助于维持帝国作为一个实际的社会经济整体，无论公元193年罗马和平被破坏之前还是之后。虽然欧洲许多地区的习惯法后来取得了司法管辖权，但是每当需要的时候，罗马法的原则就能够而且的确被复兴。这极大地促进了后来的商业复兴，是罗马帝国留给现代最持久的遗产之一。
基督教
公元1、2世纪，希腊文化表面下的罗马生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罗马与它兴起之前就已出现在历史舞台的中东、希腊文化之间的联系继续快速地进行。随着迅速发展的官僚机构、税吏、法律制度、驿站和常备军，罗马向古代中东帝国管理的榜样中借鉴了大量经验。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宗教，因为正是在这几个世纪里，基督教把犹太和希腊因素与新的最有说服力的天启联系起来的信仰形成了一种注定要千百年来主宰人们思想和感情的力量。但是，直到公元2世纪后，基督教以及与它竞争的各种为艰难时代提供灵魂得救的“神秘宗教”仍然是相当模糊的，因为从基督教《福音书》中找到安慰的是城市的穷人和贫寒者。
虽然基督教《福音书》是用希腊语传授，而且圣保罗（约卒于公元64年）关于原罪与赎罪的一些警句在希腊人中引起了共鸣，但是基督教基本上是中东地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个分支。早期基督教徒对“上帝”和灵魂得救的关心、对世界末日的迫切盼望等，都根源于犹太人，新宗教的这些方面比抽象的三位一体或其他希腊特色带有更强烈的感情力量。
对基督教传说的这种分析并不掩盖下列事实：《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简单描述的事件产生了新的巨大吸引力。耶稣及其门徒明确期望上帝尽快地干预人间事务，拥有惩恶扬善的力量。但是当罗马当局在耶路撒冷逮捕耶稣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时（约公元30年），乍一看来，这些期望似乎被证明是虚幻的，但是不久，当“使徒们”聚集在一个“楼梯间”时，他们突然再次感到“主人”仁慈的存在。这似乎是耶稣的死不是终结而是开端的绝对证据。怀着重新燃起的巨大希望，他的信徒断定，不久耶稣就将荣耀地重返人间，进行长期盼望的“末日审判”。正如过去所预知的，他们的朋友和主人耶稣的确是“弥赛亚”（救世主），他受上帝之委派，拯救所有遵循其教诲的人，并返身到烈火浓烟之顶，对活着和死去的人进行审判。
这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相反，使徒们兴奋议论，并力图对每个愿意聆听过去所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人进行解释。围绕这个令人兴奋的信息的少数忠实信徒，基督教历史上的广泛结构逐渐形成了这是一个类似于此前佛陀、孔夫子、或人类任何伟大导师引起的行为变化的惊人而震撼世界的过程。
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的基督教经历不同于其他伟大宗教。从一开始，学识渊博和令人尊敬的犹太人就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观念。只有少数犹太人承认新的福音。但是圣保罗和其他人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希腊化城市里找到了自愿的听众。那些长期向往救世主但不承认犹太教仪式规则的人认为基督教的教义是完全可信的。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决定，这些皈依者无需服从犹太教的律法。对一个基督教团体的成员来说，信仰基督（一个希腊词语，意思是“涂油膏的人”，等同于希伯来语中的“弥赛亚”）、过改变后的生活就足够了。因此，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基督教徒在公元6670年犹太人叛乱中逃离时，东地中海希腊语城市中的基督教团体就完全成了他们与犹太教联系的中介。没有任何伟大的宗教在早期经历如此重大的环境变化，因为希腊人的思想和宗教遗产根本不同于犹太人，但是异教徒皈依者必然带来许多以前的习惯和思想。
特别是，神性与人性归结于一个人是希腊人完全熟悉的观念。耶稣基督既是一个人、又是上帝之子因而也具有神性的观念，对具有希腊思想和讲希腊语的皈依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基督的神性方面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同样，希腊人的逻辑推理习惯要求“上帝”与“圣父”、“上帝”与“圣子”、“上帝”与“圣灵”之间的关系必须更明确地予以界定，因为圣灵一直下凡并鼓舞基督教徒集会，正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圣灵曾经到耶路撒冷向使徒们显灵一样。三位一体的精微教义就是由从衍生出来。但是在抽象的教条变得非常重要之前，基督教徒觉得需要一部耶稣人间生平的可靠记录。四部《福音书》因此，于公元70100年间编撰而成，每部记载了耶稣的不同言论和事迹。此后不久，圣保罗的书信和其他几种先知书也被收集起来，编辑而成《新约》。每周阅读这些神圣典籍和犹太教的《圣经》，并在一起吟唱圣歌，举行宗教仪式上的聚餐，以纪念耶稣与他的门徒的最后晚餐，这些都维持了不断扩大的基督教团体的信仰。
这些集团成员之间自愿互助，特别是在生病或其他异常困难时期，是早期基督教会另一个强大的支撑。尽管罗马统治者的怀疑必然把它看成半秘密社会，因为它宣传世界末日的早日到来，和推翻罗马统治，但是基督教会仍然吸引了穷人和一无所有者。
基督教的成功和希腊异教精神基本消失，是希腊文化最终丧失扩张能力的一个标志。但是，到那时为止，亚洲和欧洲各民族已经转移、借鉴并把希腊文明的某些方面改造为自己所用。这个过程的回音延伸到印度、甚至远至中国。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个问题，考察希腊文化胜利时期这些文明的发展，并从整体上概括这些文明社会的成就对蛮族世界的影响。音书》因此，于公元70100年间编撰而成，每部记载了耶稣的不同言论和事迹。此后不久，圣保罗的书信和其他几种先知书也被收集起来，编辑而成《新约》。每周阅读这些神圣典籍和犹太教的《圣经》，并在一起吟唱圣歌，举行宗教仪式上的聚餐，以纪念耶稣与他的门徒的最后晚餐，这些都维持了不断扩大的基督教团体的信仰。
这些集团成员之间自愿互助，特别是在生病或其他异常困难时期，是早期基督教会另一个强大的支撑。尽管罗马统治者的怀疑必然把它看成半秘密社会，因为它宣传世界末日的早日到来，和推翻罗马统治，但是基督教会仍然吸引了穷人和一无所有者。
基督教的成功和希腊异教精神基本消失，是希腊文化最终丧失扩张能力的一个标志。但是，到那时为止，亚洲和欧洲各民族已经转移、借鉴并把希腊文明的某些方面改造为自己所用。这个过程的回音延伸到印度、甚至远至中国。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个问题，考察希腊文化胜利时期这些文明的发展，并从整体上概括这些文明社会的成就对蛮族世界的影响。